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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十五（1588）十二月，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赋闲在家的戚继光突然发病去世，一代名将就此陨落。虽然早在五年前，作为张居正嫡系的戚继光，因为张居正的离世而遭弹劾被罢免。
但是在镇守蓟门二十年的时间里，戚继光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他用毕生精力操练的军队和练兵的纪要。
在蓟门总兵官任上，戚继光以当年抗倭的戚家军为骨干，为大明朝训练了数千名中下级军官。
戚继光寄希望于这些人能继承戚家军的战法和思想，在军队中起到类似教导队的作用，带领将士们继续保卫大明的江山。
而这些人也确实没有辜负戚继光的期望，在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中，尤其是在援朝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决定胜负的作用。
但是，死去的戚继光肯定想不到，这支他用尽心血培养出来的近现代化的职业军队，这支对外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
没有战死在对外的战场上，却被自己人残忍的坑杀，还被扣上了叛逆的帽子，落得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为何立下赫赫战功的戚家军会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明代官方是没有戚家军这种称呼的，戚家军是民间老百姓对这支部队的爱称，但它不是戚继光的私兵，它是属于朝廷的募兵，在官方上他们被称为兵或者浙兵。
当年，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带领他在义乌招募的士兵剿灭倭寇，几乎是百战百胜，因此南兵的的善战之名享誉内外。
故而在抗倭结束后，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作为骨干，在蓟镇训练新招募的三万士兵。
也是凭借这支军队，在戚继光镇守蓟门二十年的时间，北方的蛮族再也不敢入侵边境。在张居正死后，受其牵连的戚继光被调任，但是这支军队却留了下来。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统一日本的大名丰臣秀吉，为了吞并朝鲜，发动了壬辰倭乱，而当年的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
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出兵援朝抗日。于是在蓟镇驻守的南兵，在副总兵吴惟忠的率领下入朝作战。
出自浙江义乌的吴惟忠是跟随戚继光的抗倭老将，可谓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
在他的带领下，以浙江兵为骨干善用火器的蓟辽军，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部队，攻克牡丹峰，收复平壤，都是浙兵部队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
尤其在攻打平壤时，年过花甲的戚家军老将吴惟忠左肋中弹，血透衣甲依然站在最前沿指挥。
而且除了作战勇敢，南兵还不扰民，军纪极佳。
因此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的南兵，是众口一词的称赞，认为：“南兵，一当百云。”
然而就是这支立下赫赫战功的南兵，三年后，在所谓的“蓟州兵变”中，被自己人屠戮一空，让人心生感叹，无限惋惜。
在万历二十三年发生的这一场“蓟州兵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英雄含冤而死，小人却跃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
这场事变，在明代史料上记载极少，只有寥寥数语。
但是因为当时正值援朝抗日战争期间，朝鲜的史料对此记载颇为详细。
表面上看，引起事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战场回来的南兵“要赏结聚”、“挟增月饷”，索要“双粮” 引起，被当时的总兵王保利用，诱骗南兵放下武器到演武场集合，继而尽数屠杀。
因为南军的骨干都是当年的戚家军，而当年戚继光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对招募的军队制定了很高的奖金制度。
战士所获银两多少，与战场杀敌多少紧密相关。而且戚继光言出必行，赏罚有信。故而南军才能接受戚继光严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纪律。
而此次出兵援朝抗日更是出国作战，有所不同。当时明朝中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
但是当时经略军务的文官宋应昌是浙江人，更是参与过抗倭战争，所以非常了解看重南兵的战斗力。
故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43两左右。以此大程度激发南军的士气，此举也确实收到奇效，南兵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宋应昌在职的时候，南军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在平壤之战后，当时时兵部尚书石星主撤兵议和，而宋应昌因建议留兵协守，因此解职召回，截止到其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
而接任的顾养谦是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虽然宋应昌对此事多次提醒，然而他对这并未多重视，故而成为了隐患，才有了南兵要饷之事。
但是在明代，因为朝廷糟糕的财政制度，明军中欠饷本是军中常事，士兵不满乃至闹事也并不鲜见。
朝廷的一般做法也是宣抚为主，这是为什么南兵们会轻信王保，放下武器前往演武场的原因。
可是为何其他人闹饷朝廷以安抚为主，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却惨遭屠戮？
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是军中的南北之争愈发严重。
所谓的南北之争，南自然指的是南军，而北指的是以东征总督李如松为首的辽镇军马，也就是日后吸尽大明鲜血，汉奸层出不穷的关宁军。
而双方的结怨要从张居正当政时算起，因为因为抗倭的胜利，以戚继光为首的南兵声名鹊起。
加上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嫡系心腹，故而南军在当时是有有求必应屡立战功，故而在仕途上是一路顺畅，当时就有“浙兵半天下”的说法。
于是朝中饷银自然而然倾向于南兵，给到北兵的饷银自然就会减少，引起北兵的不忿。而等到张居正和戚继光不在之后，南兵失去了中枢的支持，北兵开始得势。
处于少数的南兵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在入朝作战后，双方的矛盾更是急剧激化。
当时的东征总督李如松，是北军的领军人物，他在战场的任务分配上，战后的军功分配上，都是明显偏向北军。
例如让吴惟忠率领南军进攻最险要的牡丹峰，却不给炮火支持，而将大炮主力分配给自己的弟弟李如柏。
而攻克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导致军中议论纷纷，公认不平。
平壤酬功不平，导致了南北将领愈发不和。
南兵驻守开城期间，朝鲜兵曹判书李德塞还曾目击南兵将领王必迪，直斥东征提督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之事。
王必迪直白道出的南军不满以及南北将帅间的意见分歧，而作为东征提督的李如松被当众揭短，自然尴尬不堪，不得不拿出银子息事宁人，但对南兵将领的意见显然没有采纳，反而日渐不满。
而南军的将领们，也对李如松率领的北军怨气日重，故而借口李如松的的旗牌官触犯军纪，将李如松亲兵枭首示众，气的李如松直言南军是乱军。
其后李如松更是借口庆州安战败之事，归罪于南军，趁机对南军进行报复，将南军主帅吴惟忠罢斥。
本来出身浙江的经略宋应昌还能调和一二，让南军和北军各退让一步，以求得军中安定。
可是随着宋应昌的离去，再也无人能居中调和了，双方开始互相敌视报复。蓟镇事变也正是诸多军政问题的集中爆发。
关于双方的是是非非，我们就以第三方当事人朝鲜人的眼光来看一下。根据朝鲜人的记载是：
而且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南兵的称赞，众口一词，毫无例外。
直到今天，在韩国的竹山，有吴惟忠的纪念亭，立有纪念吴惟忠的碑石，上刻"天朝副总兵吴惟忠德清仁勇碑"。
忠州有"清肃碑"，安东有 "天将吴侯颂德碑铭"， 新宁有"吴总兵惟忠碑铭"。凡此种种，说明吴惟忠在当地百姓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高大。
而朝鲜人对李如松的辽镇兵马，是这样评价的
这是作为第三方的朝鲜人对两者的真实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真实的。所以日后关宁军出了那么多汉奸也就不奇怪了。
最让人心寒的是朝廷对蓟镇事变的处置，当时对于蓟镇总兵王保的“纵意击杀”，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等替南兵抱不平，欲整顿军中长官的滥杀行为，却被斥责。
在巡关御史马文卿（事发地石门寨在山海关附近）和兵部尚书石星的坚持下，立下赫赫战功的的数千南兵被定性为“大逆”。
在朝鲜叱咤风云的英雄们，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日军枪林弹雨，却在自己的驻地被自己长官诱杀。还被认定为叛逆。而凶手王保还因为此事“平叛有功”升官发财了。
真 是 昭 昭 日 月 天 理 何 在!
本来蓟镇南兵的来源是戚继光特意从南方调来，人数大概有两万，原意是欲作“师范”以练北兵。
但在事变一周后，中枢下令，将南兵将领革除，士兵发回原籍，有不听命者，以军法从事。南兵的心彻底寒了。
故而两年后，当第二次入朝作战时，朝廷重想起南军，派吴惟忠在浙江招募士兵时，却再也无人去应募了。
而戚继光试图将南兵作为教导队的用意也付之东流，这支由戚继光一手训练出来，被称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的队伍，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散在 历史 中。
后来，在天启年间的浑河战役中，由戚继光的侄子戚金率领的军队，已经不是当年的戚家军了，只是熟悉戚家军战法的军队而已。真正的戚家军就这样灭亡在自己人手中。
此后，辽西将门掌握大明朝的军事话语权，不断对整个大明朝敲骨吸髓，最终吸干了大明朝。
每年花费朝廷五六百万两白银的关宁军，不仅没有镇守住边关。反而助纣为虐跟随建虏将中国杀了个尸山血海，大明朝也算求仁得仁了。
明朝万历二十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意图通过占领朝鲜，打通入侵中国的道路，实现其入主中原的梦想。其后朝鲜向宗主国大明求救，中朝军民联手抗倭，历时七年，史称 “壬辰战争”。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大明朝涌现出了众多的传奇人物，像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的前线统帅，率军取得了平壤大捷名将李如松，平壤之战中奉命攻击城外日军据点牡丹峰，胜利完成任务戚家军老将吴惟忠。
第二次抗倭援朝的前线指挥，将日本人赶回老家的麻贵，露梁海战中统帅中朝水军与日军舰队展开决战，最终大败日军的陈璘等等。这些大人物因为这场战争立下赫赫功勋，在斑斑青史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然而这场战争能够胜利，除了这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的努力，他们同样用自己的鲜血和智慧，创造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今天我们就讲讲他们的故事，愿先辈们的英雄事迹不被人所遗忘，愿我们能铭记这些热血报国的小人物。
其实早在丰臣秀吉尚未统一日本时，他妄想入侵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1586年春，丰臣秀吉就任日本“关白”（宰相）之职时，在大坂城召见葡萄牙传教士。
就曾狂妄扬言，待日本全国统一之后，欲出兵占领朝鲜、入主大唐（中国），并请传教士协助从葡萄牙购买大型战船两艘，以备将来渡海之用。
到了1590年秋天，丰臣秀吉迫降北条氏统一日本。开始整兵备战，为日后入侵做准备。甚至公开宣称“先伐朝鲜国，以秀次（秀吉义子）为帝守备，使掌日本国中之事，我将入大明而为皇帝”。
种种狂妄之言数不尽数，此时在日本丰臣秀吉入侵中国的念头，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而丰臣秀久的狂妄之举引起了一位旅居日本的大明人士的注意，他就是日后在这场战争做出突出贡献的大明英雄——许仪后。
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是个做生意的商人。但是因为家学渊源，他还是个出色的医生，精通医术。
隆庆五年，许仪后坐船出海时，所乘坐的船在广州附近海域被海盗劫持，许仪后因为会医术得以幸存。后来几经波折，许仪后被转卖到日本，身无分文的他只能靠给人治病赚钱养活自己。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乱世之中医生格外吃香，许仪后在日本的生活还算可以。特别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许仪后救活命了藩主岛津义久的儿子，因此得到藩主的信任，被任命为御医。
后来许仪后便在日本娶妻生子，并因为受到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的宠信，使得其成为当地“唐人”的领袖。
因为之前的经历许仪后非常痛恨掠夺渔民海商的海盗，趁着与岛津义久的特殊关系，劝说岛津义久杀了以萨摩为根据地的海盗首领陈和无、钱少锋等人，为沿海除了一大害。
1587年丰臣秀吉征服了萨摩藩，岛津义久被迫开门投降。并带着许仪后一起去京都觐见丰臣秀吉。趁此机会许仪向丰臣秀吉讲述了自己坎坷的经历，然后向丰臣秀吉提出彻底解决海盗问题。
丰臣秀吉此时已经不满足称霸日本，而且想着进一步向外扩张。所以丰臣秀吉答应了许仪后的要求，发布倭寇取缔令，派遣水军剿灭了海盗。
也就是在跟随岛津义久居留京都期间，许仪后探听到了一些丰臣秀吉准备征伐朝鲜入侵大明的消息，刚开始许仪后并未介意，以为丰臣秀吉为了鼓舞士气吹嘘而已，毕竟以区区日本来入侵大明，实在太过惊世骇俗。
但是，随后丰臣秀吉便将岛津义久回萨摩，命岛津氏“整兵二万。大将六员。到高丽会齐取唐”。许仪后得到这一情报后，非常吃惊，立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集丰臣秀吉入侵的具体情报，整理成具体的报告。
许仪后的第一份陈报是由平户托人送往国内的，第二份是托一位“新来船主”转交的。但是，许仪后没有十足的把握，不知道这份事关重大的情报能否及时送到，只能日夜忧哭。仰天长叹。
在此危难之际，幸而遇见被掳商人朱均旺自愿以身报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带着这份情报回大明，向大明朝廷上奏，于是许仪后又写了第三份陈情书交给朱均旺。
朱均旺原是江西临川县民，万历五年(1577)往交趾贸易时遭遇倭寇而被掳往日本．因为其能识字，于是被卖给寺院抄写佛经，后因遇到同乡许仪后而获得释放。
因为丰臣秀吉担心其出兵的详细消息被泄露，下令在日唐人一律不许下船。朱均旺乘坐的船也被扣留，幸亏朱均旺和许仪后急中生智，扯萨摩藩的虎皮做大旗。
威胁扣留其船的日本士兵，要是不准朱均旺出海，日后中日之间的贸易都将断绝，其要承担所有责任，这才让朱均旺顺利出海。
但是因为这样的举动，许仪后彻底暴露了自己，为自己招来了灭之灾。丰臣秀吉得知此事大怒，要铸造大锅，活活煮了他。幸亏萨摩藩朱岛津义久讲义气，为了他向德川家康求救，将许仪后救了下来。
而逃出升天的朱均旺最终不负所图，于万历二十年(1592)，将随身携带的署名“陈情人许仪后、郭国安”的密报，经福建军门张汝济呈报给朝廷知道。
陈情书约五千余言，极为详尽 地介绍了日本的时事情况，除了最为核心的军事情报之外，许仪后还特意留心日本国情，悉数介绍日本六十六国的情况。对后来中朝军民在抗倭斗争中战略战术的运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尤为重要的是，许仪后在《陈报》中还详细记述了当时日本国内的局势及各诸候的内部矛盾，这也为后期大明和日本各藩主，尤其是萨摩藩的议和以后提供了重要依据。
15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九月间，明朝中路军董一元部与日军岛津军团在晋江两岸处于对峙状态。因为大江的阻隔，明军的进击难以开展。
在此进退不得之际，一名为日军所释放的朝鲜妇女引起了明军游击茅国器的注意。这名被倭将放回的朝鲜妇女随身携带了一张说明纸条，传递这张纸条是一个名叫“郭国安”的日军将领。
此人便是七年前与许仪后联手向明朝提供日本情报的在日明人。此时的郭国安虽然已经升任日军望津营的主将，但却初心未改，并寻找机会报效祖国明朝。
得到郭国安的纸条后，明军派遣间谍潜入倭营，与郭国安取得了联络，并最终定计于明军进攻之 际发火烧粮以为内应。郭国安的举措使得日军望津之营皆失，逼令日军退守泗川。
不久，发动入侵战争的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国内权力暂时由德川家康、前田利家等“五大老”及丰臣秀吉死前亲自任命的“五奉行”辅佐年幼的丰臣秀赖掌管。由于远征朝鲜耗费巨大，却无成效，德川家康等人日决定从朝鲜撤兵。
在这一过程中，明朝方面也加紧了促使日军尽快撤兵的工作，而重点放在了当时号称作战最勇敢、实力最强的岛津义弘身上。
在此过程中，许仪后又曾“亲到朝鲜泗川之地”进行说服工作。郭国安也与明使内应，“从傍赞之”，终使义弘答应撤兵。
也就是说，许仪后、郭国安等人在长达七年之久的“壬辰战争”期间，从开始的“密报倭情”到战争结束时的撤兵说服工作，始终都在利用着一切机会为自己的祖国付出。
他们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国为民，充分体现出爱国者大义凛然的襟怀和视死如归的气概。
但是，战争结束后，许仪后等人并没有回国。而是继续以一个普通“唐人”的身份留在了日本，而他的后人恐怕也早已成为副符其实的“日木人”了。
那么，他在建树了如此大功后，为什么没有回国呢?据笔者推测，这恐怕主要还是出于中怕回国之后不被朝廷所信任这一慎重考虑。
在时明朝严厉“海禁”(尤其是对日本)的情况下，他的这种经历和处境是很难得到明朝廷的完全信任。这一点，许仪后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对于屡屡救助自己的岛津义久，许仪后也不忍心辜负。
另外，朱均旺的经历也可以说明许仪后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其冒着生命危险将《陈报》送回了国内。但他回国之后除再三接受“查审”之外，没有任何褒奖，后来甚至连去向也不知道了。
同时，“壬辰战争”结束后，明朝将吏之间也是一片混乱，争功者，获罪者，辩申者，冒名者，不一而足。忙着政治斗争的官老爷们也无心去关注这些小人物了。
许仪后一一这位被 历史 埋没和遗忘了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怀一片赤子爱国之心，与郭国安、朱均旺等同心协力，精忠报国，为抗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的书中有一篇《命价考略》的文章，里面对于人命有这样一段记述：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旧历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吴思先生经过计算，这三十洋元相当于2000年的人民币2000元。如果放到现在，加上通涨因素估计相当于5000元左右。吴思先生给了这样一个批语：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现在说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开始，人命不值钱，武将的命更不值钱。明朝开国元勋中，除了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大多数人都不得善终。“胡惟庸案”，朱元璋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蓝玉谋反案”涉及人数也不少，一万五千人。胡蓝二案一出，整个开国元勋体系，竟然十去其九。人家为你朱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随便找个罪名，说杀就杀，命如草芥。朱太祖开了一个坏头，他的子孙也就有过而无不及。百姓是奴隶，军人被视为囚徒，国家就像一座大监狱。那时的命价远没有咸丰年间的高，帮朱明皇帝卖命打“白条”赖账是小事，还可能为了赖账杀人灭口。朱明王朝恶行召召，我在这里就试举几例：
公元1565年，闽广海寇首领吴平的大败，困扰着大明王朝东南沿海二十三年的海寇之乱终于得到平息。两年之后，戚继光受朝廷之命前往明朝北疆的九边军事重镇蓟镇。隆庆元年，戚继光带着一些原戚家军老将和先头部队共三千余人赶往蓟镇，余下的戚家军则在扩招中又收进了一些义乌周边的处州（今丽水）兵，之后也赶赴北方征战，前后共两万余人。由于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北方征战中他们又被称为“浙兵”或“南兵”。
时间到1592年，这支部队参加了明朝名将李如松指挥的平壤战役，并在这次战役中功勋卓著。平壤之役时，辽东总兵李如松许下诺言，此役首功（率先登上城墙）者赏银300两。朝鲜人李时发的《碧梧先生遗稿》有“吴副总惟忠，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也。癸巳之役攻平壤，先登功最。”吴惟忠喜滋滋地准备等着领这头功赏钱。
时间到了1593年，平壤战役告一段落，明军要处理内部问题。据《经略复国要编》所载，当初兵部侍郎、蓟辽经略宋应昌定下的南兵东征军饷普通士兵达年薪43两余，而大明通行的募兵年薪仅为18两。而随着宋应昌援朝结束被撤回京，接着便解职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之后，所欠下的一部分军饷自然便无法兑现。再加上南兵主将吴惟忠的首功赏银同样也未能兑现，他最后只拿到20两了事。历史没有记载明政府欠南兵们多少钱，估计也就几十万两，为了“赖账”，北兵们发动了一次兵变。
万历二十三年的十月二十日，对于蓟镇三协南兵营所有因为东征朝鲜结束而提前撤回来预防倭寇的3300多名南兵来说，注定是一场做梦都没有预料到的悲剧。当蓟镇总兵官王保把他们召集到演武场后，等待而来的不是关于为何“长久拖欠南兵军饷”的说法，而是无数自己人（北兵）的屠刀。史称“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那位立下头功的吴惟忠也在要被杀掉的3300人之中，历史没有记载他是怎么死里逃生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袁崇焕斩杀毛文龙，这件在历史上扑朔迷离的事件，对于原因有N种说法。但笔者经过考证，支持明政府因为钱而杀毛文龙的说法。证据是斩毛帅所谓十二大罪里最重要的两条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议和”，而是“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放在第一条的“大罪”是毛文龙在皮岛“捞钱”，还虚报军马，骗取朝廷的军饷。最大的问题是朝廷还欠毛文龙一大笔钱，而这笔钱显然朝廷没有，袁崇焕更没有。既然没钱可给，要么不“赖账”，要“赖账”就把事情做绝，灭了毛文龙。其实不用分析得那么复杂，事情真相就这么简单。
时间到了1644年正月，李自成从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此时的明朝，无论将军将领还是百姓，都已无心恋战，纷纷投降李自成。大明王朝的寿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崇祯皇帝不想坐以待毙，决定不顾一切调兵勤王。于是三月初，崇祯皇帝下令命吴三桂放弃关外领土，率兵入京，与此同时，还命令宣化的唐通勤王。除了这两人，还下令让山东总兵刘泽清勤王，但刘泽清不但没有赶紧进京，反倒是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向南方逃跑，一路上还烧杀抢掠，让老百姓闻风丧胆。同时接到命令的吴三桂，虽然已经带着军队和关外自愿迁移的居民，缓慢地向京城进发，但李自成军队的进军速度远远超过吴三桂的军队。最终，在李自成抵达北京城下时，只有唐通一人带着8082人的军队前往勤王。得知唐通部队到达京城的消息，守着府库7000万两白银的崇祯很高兴，下令赏赐唐通，不过只有4500两银子，平均每名士兵分到不足5钱银子，这不就是典型的视人命如草芥吗？于是唐通转身投降了李自成。
朱明王朝从开国起就轻视人命，朱元璋的子孙们连“卖命钱”都赖账，最终无人为它“卖命”而灭亡。（文/史泰虎虎）
参考文献：
《明史》张廷玉
《朝鲜宣祖实录》
《明熹宗录》
《三朝辽事录》
《辽广实录》
《满文老档》
《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管窥》杨海英
《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
《血酬定律》吴思
关于吴惟忠和吴惟忠传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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