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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一家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毛主席的六位亲属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儿子、胞弟、妹妹、以及侄子。
在毛主席为革命牺牲的所有亲属中，最年轻的就是他的亲侄子：毛楚雄，牺牲时年仅19岁。
不过，在毛楚雄牺牲后的30多年里，他牺牲的具体过程、具体地点一直是一个谜，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直到1976年，一名家住陕西省宁陕县东江口镇的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时挖出了人骨。8年后，负责调查毛楚雄等革命烈士遇害的联合调查组找到了这条线索，毛主席亲侄子的遇害之谜才逐渐地被揭开了。
关于毛主席亲侄子毛楚雄的遇害之谜，还要从1945年的国共和谈讲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威胁国内和平的外部因素已经去除，因抗战而合作的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出现摩擦。
虽然我党一再宣称，愿意和国民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和平建国。但蒋介石却仍然想着搞独裁统治，不愿和我党联合执政。
因为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纷纷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美国也公开宣布不支持国共内战。蒋介石为了掌握主动权，三次向延安方面发电，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问题”。
为了体现我党的诚意，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想法，毛主席、周恩来以及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前往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后，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为这一天是10月10日，所以这份文件也被称为《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一致同意应避免内战的爆发，但蒋介石坚决不肯承认共产党政权、军队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爆发了激烈冲突，为了促成和平建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美国代表经商议后决定，于1945年12月在北平成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辖38个执行小组，对国共内战进行调停。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调遣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国共内战正式爆发，而被蒋介石包围的我军部队中，就包括毛泽覃烈士的独子毛楚雄，这一年他刚满19岁。
蒋介石对这次作战有着极大的信心，称被包围的中原军区部队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只需48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歼灭”。
李先念和王震等高级干部商议后，决定先率领部队继续突围，伺机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联络。
1946年8月初，王震率领部队攻克距离胡宗南驻守的西安市只有100多公里的镇安县城，此举相当于在为进攻延安做准备的胡宗南的头顶上架起了一把钢刀，惊慌失措的胡宗南赶紧再次派遣飞机向新四军（ 解放战争初期为展现我党诚意，八路军、新四军仍然沿用原番号 ）投下信函，邀请李先念派出代表前往西安“共商和平大业”。
李先念、王震向党中央请示后，决定派遣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以及毛楚雄组成谈判小组，一同奔赴西安。
毛楚雄是毛主席幼弟毛泽覃的独子，刚出生6个月父亲就在红林山战斗中牺牲了，一直跟在外婆身边。
一年前王震率领部队离开延安时，毛主席专门找到王震，叮嘱他路过湖南时将毛楚雄一块带上。王震收到中央同意和谈的电报后，考虑到部队接下来转移途中前途未卜，前方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难在等待着部队，因此决定让毛楚雄作为代表去西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王震相信国民党方面应该会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不过，毛楚雄的身份毕竟比较特殊，如果胡宗南知道毛楚雄是毛泽东的亲侄子的话，有可能会谋害他，因此毛楚雄在代表团中的身份为“张文津旅长的警卫员李信生”。
从镇安去西安要越过秦岭，一路上除了要越过深山老林、急流险滩外，还有遇到各种吃人猛兽的危险，与此同时，当时的秦岭上还有打家劫舍的强盗以及国民党的层层哨卡，可以说路上并不太平。
为了顺利抵达西安，张文津等谈判代表找到了一名熟悉本地情况的向导，于1946年8月7日正式出发了。
之后，我党就再也没有包括毛楚雄在内的三名谈判代表的消息了。
三名谈判代表在去谈判的路上离奇失踪，无疑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王震多次派出部队沿着谈判代表的踪迹一路查访，结果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们三人的下落，认为他们可能被国民党扣押了，只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当正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与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叶剑英，得知谈判代表被国民党扣押的消息后十分愤怒，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毛主席在得知侄子毛楚雄“失踪”的消息后也倍感惋惜。
为了营救三名被扣押的谈判代表，解放区内的《解放日报》于8月21日刊登了名为《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的文章，对蒋介石方面无端扣押我谈判代表的无耻行为做了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国统区内的《新华日报》也于两天后正式发表了《李先念将军代表被胡宗南部扣押，中共代表团向国方抗议》的文章，指出：
“ 国方此举为欲隔绝李先念部与第九小组之联络，以便破坏中原停战协议，实行其追击与歼灭中原部队的计划。 ”
国民党方面对《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指控当然不肯承认，仗着我方没有他们扣押谈判代表的证据，矢口否认己方部队曾扣押中共谈判代表。
虽然我党这边强烈要求第九执行小组调查此事，美方也对此表示认可，结果胡宗南却以各种理由阻止第九执行小组进行调查，拖着拖着“国共和谈”就彻底破裂了，我党只得暂时放弃追查此事，调查三名谈判代表失踪之事也就成了空谈，三名代表到底如何失踪，是否存活也就成了一个谜团。
“暂时放弃”并不代表永远放弃，我党一直没有忘记三名谈判代表离奇失踪的事情。1984年初，为了解开三名代表失踪事件，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害案联合调查组”。
联合调查组成立后，迅速赶往三名代表和大部队分别的地点：陕西省镇安县杨泗乡，并对三人离开部队后的行踪展开了调查。
在中共镇安县委、镇安县政府的协助下，调查组顺利的调查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的一座石灰窑之前曾挖出过三具无名男尸！
调查组迅速对这三具尸体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虽未查明这三具尸体的身份，但找到了杀害他们的杀人凶手。
凶手是三个人，其中两人在当年的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另一名凶手在解放前畏罪自杀了，无一存活，不过县《镇反档案》还保存着凶手们的口供。
沿着凶手们提供的线索调查组进行了深挖，经过不懈努力，成功查到了这三具男尸的身份，这三人的确是我党干部，但并不是张文津三人，而是三名奉命前往延安的干部，他们在路上不小心露出了随身携带的金条，才遭此横祸。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此中断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工作也因此陷入了困境，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联合调查组决定去王震将军处碰碰运气，看他能不能回忆起更多的细节来。
当王震知道联合调查组的来意后，坚定地表示一定会予以配合，“小毛”的失踪已经快成了他的心病了，他将毛楚雄当初如何参军，以及自己当初让他作为代表去西安的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之后王震深切地叮嘱道：
“你们一定要找到小毛的遗骨，一定要把他们牺牲的具体经过搞清楚，要不然我真的没法向毛泽覃的在天之灵交代！
这些年里，每当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小毛当初离开部队的情景。那一天小毛他们穿着灰布军装，牵着两匹马，为了安全找了一个农民向导，然后飞快地向着有枪声的地方跑去。我对他们喊道‘注意安全！’小毛回过头来对我挥了挥第九执行小组的旗帜，说敌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
听王震说到这里，联合调查组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迅速辞别王震后，找到了一张1946年8月陕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布防图，将张文津三人的失踪地点锁定在了镇安县、柞水县、宁陕县之间，推定三名失踪谈判代表很可能是在这三个县城里某个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村庄、关卡、城镇、或者要道里面失踪的。
有了具体的方向那就好查了，联合调查组对有关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 并召开了大大小小上千个座谈会，征集了上万条线索，经过工作组成员的严格筛选，来自宁陕县东江口镇的一条重要线索浮出了水面。
1976年，东江口镇江口搬运社的一名农民在旬河岸边盖房子挖地基时，挖着挖着挖出来了一堆人骨，当地生产队长丁祥录和一名叫做谢满银的农民将这些人骨收拾了一下，埋到了白家嘴胡医士家的三棵核桃树下了。
联合调查组迅速赶往了东江口镇，在走访调查时，联合调查组得知镇子里有一位叫做邓耀俊的老人，解放前曾担任本地的副乡长，赶紧找他进行了谈话。
据邓耀俊透露，1946年时，的确有三名穿着灰布军装的新四军和一名便衣打扮的老百姓来过这里，当时驻扎在本地的是国民党整编36师123旅以及61师181团，团长名字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姓岑。
当初岑团长对新四军的到来十分欢迎，告诉大家来人是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还动员邓耀俊等人一块儿去魁星楼“拍手”。
过了两天，岑团长说谈判代表们去西安了，结果邓耀俊的老同学唐进玉却悄悄地告诉他：“岑团长在撒谎。”
唐进玉跟江口区区长姜捷三聊天时，提起了谈判代表的事，说:“共产党代表去西安了，看来天下终于要太平了！”结果姜捷三冷哼一声，告诉他：“太平个屁！”然后拿右手往脖子上一划，小声说道：“埋城隍庙后面的河滩里边了。”
联合调查组经过对比后发现，城隍庙后面的河滩和挖出白骨的地方基本一致。
可以说，东江口镇很可能就是3名烈士遇害的地方，但是联合调查组还是担心会出现朱家沟石灰窑那种乌龙，而且联合调查组也不知道那名姓岑的团长为何要将张文津等人杀害，他们的调查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联合调查组首先对岑团长的身份进行了调查，既然岑团长的长官是胡宗南，那他解放后很可能在四川一带，于是联合调查组赶忙奔赴了四川，经过没日没夜的调查，终于查到61师181团团长叫岑运应，至于他去了哪里就没人知道了，有人说跟着国民党残军经云南去了缅甸，有人说他被我军俘虏，还有人说他上山做了土匪，在一次战斗中被枪毙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再次中断了，要说联合调查组成员没受打击是不可能的，消沉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再次强打精神，准备寻找新的线索。这时一位调查组成员灵光一现：我们要不要查一查西南军法处的档案？
说干就干，联合调查组立刻对西南军法处的档案进行了仔细审查，成功地在1953年5月20日的《法字第0202号对罪犯韩清雅的刑事判决书》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原国民党第61师181团少校团指导员韩清雅，曾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谋杀我党谈判代表张文津等三人。
找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确凿证据的联合调查组成员无不欣喜若狂，迅速找到了韩清雅的审查表，顺便还翻到了在181团当营长的邹寿珊的旁证，结合这些文字记录，当年那场失踪案件的真相，逐渐显现在人们面前。
1946年8月10日，张文津等三名谈判代表在农民向导的指引下到达宁陕县东江口镇时，遇到了181团4连连长李清润率领的部队，李清润看到代表们的军服后立马生出了警惕，谈判代表们见状掏出了证件和介绍信，告诉李清润：“我们是受你们胡长官邀请，去西安谈判的代表。”
李清润确认证件无误后，给军衔为上校的张文津敬了个礼，命一名士兵回去通知团长“有重要人物来访”，然后带着张文津等人慢慢的向魁星楼走去。
当他们一行人抵达魁星楼时，181团团长岑运应带着一众国民党军官和地方官员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说道：“久仰大名，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等你们到了西安和我们的代表谈完，那么我们国共两党就再也不用打仗了！”
之后三名谈判代表被岑运应请了进去，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他们一顿。
当胡宗南从岑运应处知道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到达东江口镇后，立即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知道，一旦刚刚从沙场上活着回来的新四军代表，在西安谈判桌上吐露出中原突围的真相，那么全国人民都知道自己是内战的发起者，自己在美国人面前也无从辩解。因此他迅速给胡宗南下达命令，要他“迅速解决共党代表”。
胡宗南没敢立即将三名代表杀害，只是给岑运应下令要他把共党代表扣押起来，岑运应接到命令后立马换了一幅面孔，让指导员韩清雅将谈判代表们关押起来进行审讯。
一连过了几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都没有给王震传递谈判代表们抵达西安的消息，担心出事的王震多次派人寻找无果后，认为三位代表可能被国民党扣押了，迅速向中央做了汇报。
岑运应接到命令后，叫来了几个本地的国民党官员，让他们在城隍庙后面的河滩上挖了几个坑，将谈判代表和那名农民向导一块活埋了。
1987年8月，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经调查后认定，那名为谈判代表带路的“农民”叫做肖善义，谈判代表在杨泗乡和大部队分别时他刚参军，连军服都没穿就跟着代表们离开了。
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审阅联合调查组提交的报告时，批复：“调查清楚”，后亲笔题词：“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由难变易的过程，最初走上这条路都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处境极其艰苦，所以有部分人在中途畏惧地退缩了，坚持留下来的意志都特别坚定。
像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主席就是如此，他最初也被排挤、被打压，但是革命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在 忍受了众多委屈与艰辛后，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日。
毛主席为革命付出过很多，在最艰苦的时候，他还带着家人走上了荆棘路，为此一家出了六名烈士： 堂妹毛泽建、发妻杨开慧、胞弟毛泽覃、胞弟毛泽民、侄子毛楚雄、长子毛岸英 ，真正做到了舍小家为大家。
在毛家这六位烈士中，年纪最小的是毛楚雄，牺牲时还不满19岁，并且他是被秘密处决，牺牲的经过直到40年后才被知晓，实在令人痛心。
毛楚雄是毛主席三弟毛泽覃与周文楠之子，1927年9月出生于长沙，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员进行地下行动，为了生存四处辗转。
而毛楚雄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或许也是在预示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1928年初，母亲周文楠因叛徒出卖，被反动派逮捕，才刚生下半年多的毛楚雄也被投进了监狱。敌人对周文楠严刑拷打，企图从她嘴里套出一些有用的情报。
周文楠始终守口如瓶，面对酷刑没有屈服，只是身体因遭受严重摧残而患上急病，毛楚雄缺少母亲的照顾同样也染上恶疾，母子俩奄奄一息，随时都有性命危险。
好在毛楚雄的外公家还算有些权势，外公周模彬担任过清末的直隶知州，定居于长沙市小吴门松桂园一号，在当地也算是望族。外婆周陈轩听说孩子受难的消息后心中焦急，花钱上下打点了一番搞了个保外就医。
然而一个多月后，周文楠身体才稍有好转又被抓进了监狱，毛楚雄则因年纪还小被放过，此后就一直留在外婆身边，得到了外婆的悉心照料。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没来得及多看儿子几眼她就随军前往了中央苏区，骨肉被迫分离。父亲毛泽覃更是忙于革命，与毛楚雄少有见面的机会。
因此，在毛楚雄的成长记忆中，外婆和舅舅便充当父母的角色，一直教育他要好好读书，在他8岁时，外婆又将他送到了长沙市立第十三小学。
然而还没等毛楚雄小学毕业，日寇就发动了全面侵华，中国的重要城市都遭受着战火的威胁，长沙也不例外。出于安全起见，中共湖南省委将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转移到了韶山。
毛楚雄回到故乡之后，在毛氏宗祠初小和韶山私立思三小学读过书，成绩依然很不错。这时主要就是外婆陪伴着他，除了照顾他的生活以外，还常常给他讲毛氏家族的革命故事。渐渐地，毛楚雄对长辈们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父亲、大伯、二伯他们的精神如同一颗种子埋在了毛楚雄的心里，迅速成长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激励着毛楚雄奋发向上！
1938年夏天，毛主席从堂兄毛宇居的信中得知侄子在韶山念书的消息，他非常高兴，当即写了封信并寄去生活费及路费，希望周文楠能带着毛楚雄迅速抵达延安。
但周文楠此时正在此时地下党中工作，一时走不开，外婆也认为毛楚雄年纪还小，不适合出远门，所以他们并没有在这一年成行。毛楚雄倒是很想去，他拿着大伯寄来的信看了又看，心里无比盼望着能快点长大，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1940年，毛楚雄写下了《试述各人的志愿》一文，最后一句铿锵有力： 我也想做一个改革 社会 的人物，为国效力，推翻侵略者，让世界变为和平的世界。 可见家中长辈对他的影响之深！
这时候的毛楚雄才13岁啊，想想13岁的我们基本还属于懵懂无知的少年，而他却已经立志成为“改革 社会 的人物”，不愧是毛氏家族中人！
1941年，毛楚雄小学毕业，他正准备报考初中时，皖南事变爆发了。他之前能安安心心读书，是因为国共两党至少明面上保持了合作抗日的关系，而皖南事变意味着双方撕破了脸，这样一来毛楚雄的身份就不那么安全了。
所以他没有外出去读初中，一边在家帮忙务农，一边又进入韶山地下党组织办的毛氏宗祠图书馆里刻苦自学，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
这样的日子终在1945年迎来了改变。
1944年，中央为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以第359旅为主体组建了“南下支队”，王震率领着这支部队挺进湘鄂赣地区，转战多个省份。1945年8月，南下支队途中正好经过了湘潭。
毛楚雄听说后非常兴奋，他实在太想见见大伯、太想去革命圣地延安了，于是他想尽办法见到了王震，开门见山就说： 王司令，我是毛泽覃的儿子，我想跟着您的部队去延安见我伯伯！
王震与毛泽覃很早就认识，他豪爽地说道： 你是毛泽覃的儿子，那也可以说是我的世侄，好，你跟着我们到延安去！ 不过王震从来没听说毛楚雄的信息，出于慎重，他向当地的地下党组织进行了一番询问，得到确切消息后汇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得知侄儿主动要求参加革命，心里特别欣慰，马上回电王震同意毛楚雄参军，不过他还要求王震不能给毛楚雄任何特殊待遇，就如普通士兵一般。
之后毛楚雄便随军前行，果然没得到任何优待，只有18岁的他跟老兵一样扛枪背包还要带上7天的干粮，有些战士看他瘦弱吃力的样子提出要帮把手，毛楚雄没有接受，他说： 我年纪虽小但也有力气，多背点没关系！
两个月后，南下支队进入鄂豫皖边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担任军区司令员，王震担任副司令员，毛楚雄被分配到了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先是担任宣传员，后又学习收发电报。
当时有些战士没有见过毛主席，都很好奇主席长什么样，王震有时会开玩笑说： 你们要想知道毛主席长什么样子，去看看毛楚雄同志就知道了。
可惜，毛楚雄后来自己都没能见到大伯。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和平协议，调集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了。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原军区进行了突围，毛楚雄随部从湖北宣化店出发，转战半个多月，于7月中旬到达河南淅川县。
王震随后率军攻克镇安，此地距胡宗南驻守的西安市只有100多公里，如此举动出乎国民党预料。见进攻中原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国民党又要求重新谈判，邀请中原军区派代表赶赴西安。
虽然国军出尔反尔的次数很多，但只要还有一丝和平的机会，我党是不愿意错过的。王震认为去谈判的代表至少会比较安全，而且这也是一个送毛楚雄去延安的好机会。在征得上级同意后，王震派出了张文津、吴祖贻、肖善义、李信生组成的和谈队伍去西安谈判。
这个“李信生”就是毛楚雄，鉴于他身份特殊就采用了化名，以警卫员的身份行动。 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国民党的无耻程度。
他们四人携带武汉第九执行小组的旗帜、符号、文件，从镇安县的杨泗庙出发，然而出发不久之后便失去了联络，不管王震如何联系，都没有消息。
到了约定的时间，迟迟不见电文，王震猜测他们是遭到了敌人的扣押，立马将情况上报给了中央。周总理当即向国民党抗议，8月23日新华社还刊登了《李先念将军代表被胡宗南部扣押，中共代表团向国方抗议》，向国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
但国民党就是装糊涂，矢口否认扣押谈判代表。王震后来陆续派出几拨人沿着毛楚雄他们走过的路线查访，可惜始终没得到有用的线索。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国民党下的黑手，奈何没有确凿证据，此事的经过就成了谜。
一直过了近40年，在我党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1984年，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害案联合调查小组成立，他们在镇安县一带进行仔细盘查，破了几桩其他烈士的案子，可就是没有关于毛楚雄等人的线索。
直到调查组听说有人在宁陕县东江口镇挖地基建房发现了一堆神秘的骸骨，赶去实地勘察后，才还原了毛楚雄等人英勇就义的过程。
原来当年四位和谈代表是8月10日到达了东江口镇，只是被胡宗南部第61师181团第四连哨兵阻拦，四位代表中职务最高的上校参谋张文津拿出介绍信，证明己方是应邀前往西安谈判的。
哨兵不敢怠慢，连忙带着他们去见了团长岑运应，这岑运应第一天还笑脸相迎，让毛楚雄等四人放松了警惕，然而第二天国民党却翻脸了，直接将他们扣押。
当然，岑运应是奉了胡宗南的命令，而胡宗南也是得到蒋介石“就地秘密处决”的电报后，才做出了如此下作之事。
说到底还是蒋介石太小家子气，如果中原军区代表出现在了谈判桌上，那就意味着他的进攻策略失败了，他内心绝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天几名国军就把毛楚雄等人拉到了东江口镇城隍庙旬河旁，惨无人道地将他们活埋在石坎下的水渠旁。
从1946年到1984年，过去了整整38年，周文楠得知儿子牺牲的经过后失声痛哭，这是她多年的心病，眼下终于有了答案。
年仅19岁，本来还可以有更灿烂的人生，可惜啊，未能实现他那成为“改革 社会 的人物”的理想。不过，他的勇气，还是不愧毛氏家族中人！
中原突围中鲜为人知的一支特殊队伍——干部旅
中原突围史课题组
在中原西进的大军中，有一支队伍特别令人瞩目，那里面有戎装威武的军人，又有身着便衣的地方干部，有饱经风霜的老人，还有伏在母亲背上的婴儿。他们团结一心，携手并肩，以勇敢顽强的精神，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战胜了饥饿、疾病和恶劣环境等严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随同北路主力一起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任务，为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支特殊的队伍，就是中原军区干部旅 （亦称新四军第五师干部旅——编者注） 。
由于干部旅是在特定的 历史 条件下组建的，存在的时间又短，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少，因而，多年来史学工作者难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人们对干部旅的 历史 地位与作用也未能给予公正的评说。近两年来，我们在积极准备撰写中原突围史的工作中，对干部旅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寻觅着干部旅西征的 历史 踪迹，终于看到了当年干部旅的一幕幕英勇悲壮的图景……
一
中原军区干部旅（又称独立旅），为了迷惑敌人，对外称十四旅。它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为保障机关干部突围转移，临时组建的一支队伍。
当时，在宣化店地区集结了一大批干部，他们中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根据地中撤退出来的，有的是在部队整编后暂未安排工作的。这些同志经历过长期战争的考验，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实施战略转移计划前夕，在宣化店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决定组建中原军区干部旅，以保障这一大批干部能得以安全转移。同时，任命了张文津为干部旅旅长，张成台为政委，吴祖贻为政治部主任。
干部旅的集结是逐步进行的。6月26日，已经在宣化店的近千名干部（含随行人员）集中在学校里，组成了干部一团（对外称四十一团)，由周季方任团长兼政委，白相国任副团长，鲁持久任副政委。
当日黄昏，他们从宣化店出发，经过两天行军，于6月28日晚到达离平汉铁路不远的王店，在这里又汇入了路东的一批干部。6月30日凌晨，干部旅随大部队一起冲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后，河南军区所辖的信阳、确山、应山、随县等地的干部也相继汇入部队。7月1日，部队来到应山的吴家大店，在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对干部旅进行了整编，将路西的干部和根据地内的学校、报社、医院、文艺团体等部门的人员编成干部二团（对外称四十二团)，由王才贵任团长，吴皓任政委，孙宝元任参谋长。另外，将河南军区近800人的地方武装编为干部旅警卫营，由任子衡任营长兼政委。同时，将中原军区警卫团编入干部旅序列，对外番号为十四旅四十团，李学先兼任团长，吴杰任政委，许金彪任副团长，岳林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甘迈为参谋长。为了加强干部旅的领导力量，由王震和陈少敏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名义，任命韩东山为第二旅长，李学先为副旅长。吴家大店休整后，军区命令干部旅随三五九旅行动，继续西进。
当时，干部旅的主要任务是走路，跟上主力不掉队。在穿过豫西南平原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不堪，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尤其是进入秦岭之后，山巅沟谷，泥流川道，步履艰难。“七十二道水不干”，不少同志的脚被泥水泡烂后，又被利石磨破，路上的石头都被血水染红了。有的同志实在迈不开步子，就把被单撕成条条缠在脚上，一步一蹭地往前走。张子明同志是四十二团干部队队长兼指导员，他在任豫南桐柏县委书记时，备有一匹白马，这马受过严格的训练，灵性异常，行动敏捷，丈余宽的沟坎纵身就能跃过，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匍匐前进。可张子明同志深知此次突围的艰难险阻非同一般，为了适应艰苦的环境，他让白马给其他同志驮行李，自已和大家一起步行。脚板很快就长出了厚茧，踏在尖石上如履平地，大伙儿都戏称他是“铁脚队队长”。四十一团有位女同志出发时正怀身孕，由于连日行军，导致早产，在鄂北的一个小村庄，生下了一个男孩。团里考虑到她分娩后身体虚弱，决定让她留下隐蔽休息，还派了两位同志照顾她。部队要出发了。她却把孩子交给房东，硬撑着身子站到队伍中来了。团首长和同志们都劝她还是下去，她急了，声泪俱下地说：“孩子有老乡照顾，我放心。前头即使是下刀子，我都不怕，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你们若非要我留下，那就先打死我，我宁肯死，也不离开部队！”说完，她强忍着别子的悲痛，跟着队伍朝前走去。
强渡丹江，是大自然对干部旅进行的一次严峻考验。7月14日，部队来到豫西淅川城附近，决定南渡丹江，从湖北郧西地区绕道入陕。当时，丹江上游山洪暴发，江水猛涨，碗口粗的大树丢进水里就被冲得无影无踪，尾追之敌已经逼近，形势异常危急。上级命令部队全部徒涉丹江。干部旅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不少女同志，要涉过洪峰中的江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大家默默地望着恶浪翻滚的大江，心情十分沉重。这时候，王震副司令员来到干部旅，他神情自若，谈笑风生，对岸不时有冷弹飞射过来，他当没事儿似的。王副司令员来到一个高处，大声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东洋鬼子厉害吧！可是没能打垮我们，反被我们赶跑了。刘峙也算厉害吧！可同样没能歼灭我们，反被我们牵着鼻子走，难道一条丹江就能把我们吓倒吗？”军区首长那临危不惧的神情和铿锵有力的话语，给了干部旅战胜洪水的信心和勇气。大家群情激奋，异口同声：“不能！不能！不能！”
傍晚，强渡丹江开始了。他们高个子拉着矮个子，体壮的搀着体弱的；围成团的组成了屹立在激流中的活动礁石，挽胳膊的组成了一条条人索，迎着风浪向丹江对岸前进。当时任中原行署主席的许子成同志正患着严重的伤寒病，身体十分虚弱，连挪脚的劲都没有，徒涉过江根本不可能，只好躺在一张竹椅上，由八个同志抬着走。他们顶着风浪，一步一个踉跄，十分艰难地朝前移动，当到达对岸时，躺椅全散了架。张建之、孙维礼等几十位女同志孱弱的身子被江水冲得歪歪倒倒，她们就拉着马尾巴，拖过江去。杨经曲、邹亚农等几位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就在他们的上游拉起了一道人墙，挡住了狂涛恶浪……。经过一整夜的搏斗，全旅同志终于在天亮之时到达丹江南岸。在这次强渡丹江中，桐柏县委宣传部长沈洪的爱人陈静和十几位同志被激流夺去了生命。
大自然的淫威没有使干部旅屈服，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更是表现了视死如归、勇敢顽强的精神。7月17日，他们进入了郧西的鲍鱼岭，这里是右冀部队入陕的咽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先期到达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已重兵扼守，刘峙部队的追兵亦尾随逼近，强敌前后夹击。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右冀部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危急关头，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亲自率领部队向敌人冲去，经过浴血奋战，杀开了一个缺口，迅速突出重围。
固守山头阵地之敌，是胡宗南的王牌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武器装备优良，在山头上构成了严密的封锁网，当三五九旅夺路而去后，敌阵地上的缺口又迅速合拢，强大的火力封锁了干部旅前进的道路。李学先、许金彪立即率领警卫团一、三营集中火力向敌攻击（在此之前吴杰已率领二营转入北路军左冀部队执行警卫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任务)。由于敌人火力太强，警卫团连续发动的几次强攻，都被敌人压了下来，不少同志倒在血泊之中。这时，任子衡同志带领着干部旅警卫营冲了上来，干部团中持枪的同志也跟着向山上冲去。同志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终于重新撕开了一个口子，顺着山沟冲过了鲍鱼岭，进入陕南。
二
干部旅进入陕南后，又被敌人死死咬住了，时儿前卫与敌人接上了火，时儿后卫又给敌人粘上了，边打边走，走走停停，在茫茫秦岭的山沟里转来转去，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7月25日，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组成的右冀部队，冲破山阳至漫川关敌之封锁线，到达长岗岭、槐树庄一带，又被敌人给围住了。三五九旅在长沟口、土地岭、三官殿的沟谷中，与敌激战五六个小时，部队伤亡很大。为了减轻战斗部队的压力，保存干部，上级决定干部旅分散行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7月26日上午，旅首长研究了干部旅如何分散游击问题，并作了具体部署：一是组建一个游击支队和若干游击小组，在陕南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伺机与左冀部队和陕南游击队会合，二是警卫团和干部二团中身强力壮的同志，补充到三五九旅战斗部队里，随军继续西进，三是动员一批老弱病残的同志化装疏散，寻找地下党，设法转移到其它解放区。随后，政委张成台就在三官殿山坡上的一个石屋前作了简短的动员，要求大家自由编组。
干部旅的同志们尽管从感情上不愿意离开主力部队，但是大家都能理解：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下，只有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才是出路。因而，他们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迅速行动进行编组。由许子威、王才贵将一部分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陕南独立游击支队，王才贵任司令员，许子威任政委，曾焜任政治处主任。由白相国、鲁持久、孙石、任子衡、黄绍九、姜明斋等同志分别组成人数不等的游击队或游击小组。其余化装隐蔽转移的同志亦作了准备。当天晚上，在三五九旅和警卫团的火力掩护下，干部旅各支部队快速行动，分头从敌阵地的缝隙中穿插出去。
干部旅分散行动后，王震及时向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和中央电告了干部旅“已分散游击化装走，请中央各解放区收容”。8月5日，王震又向李先念、任质斌并中央、西北局通报了干部旅分散游击的活动情况：“(一)许子威、王才贵率高级干部十余人向长沟口、石窑子一带山上隐蔽游击，待机化装去陕北或其他解放区。（二）杨经曲、余益庵、蔡韬安留长沟口附近民家隐蔽，待陕南党关系或用杨之 社会 关系去西安转延安。（三）韩东山、张成台随我们行动，张文津、吴祖贻拟以小组名义公开去西安找子健及三十二小组。（四）孙石、黄绍九，白相国、任子衡各率一个干部游击队，在长沟口一带山上隐蔽游击，待机去陕北或化装到其他解放区。（五）沿途皆有区乡干部及原重庆来的男女学生，找群众及党的关系，化装去各解放区。”
干部旅的同志大多是地方武装干部，有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跳出来后，各支部队避开主力行进的路线，进入深山老林。陕南老百姓听说他们是当年的红军，热情担当向导，主动传递情报，还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弄饭弄菜，帮助安置伤员病号，使部队的战斗力很快得以恢复。
陕南独立游击支队跳出长沟口山谷敌包围圈后，司令员王才贵和政委许子威立即派人分头在天竺山周围收容掉队落伍和分散转移的干部，不几天支队的人员就增加到五六百人。为了使部队得到休整，他们决定把部队拉上天竺山，并派出人员联络各支分散部队。后来，陕南独立游击支队在天竺山上与鲁持久游击队会合了。
天竺山是个道教圣地，有几座颇具气势的寺院，有几百名道人。寺院里摆着一缸缸大米、食油和盐块，山高林密，确实是一个休整部队的好地方。陈守一同志是中原行署的秘书长，在干部旅是个“大秀才”，于是支队就派他找寺院主持做统战工作，寺院主持很快就答应部队在山上进行休整。天竺山的寺院里有一位道士，他是当年红二十五军西征途中掉队的老同志，因人地两生，被迫“出家”。见到自己的部队后，他非常高兴，忙里忙外，安排部队吃饭住宿。在山上呆了一周时间，又有几支小游击队上山会合，支队发展到700多人，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
敌人得知天竺山上有中原突围部队的消息后，便集中兵力进行“围剿”，支队决定避敌锋芒，迅速转移。当时，他们手头上没有地图，就带着队伍往西边走。经过一昼夜急行军，部队来到长沟口，与敌山阳保安团遭遇，他们当即决定给该敌以打击。进入陕南以来。部队一直都是被敌人撵着走，大家心里早憋足了一股气，一听说要打保安团，浑身上下都是劲。王才贵司令员一声令下，一个个如猛虎出山，冲向敌阵，杀得敌人哭爹喊娘，四处逃窜。这一仗虽说没有多大缴获，大伙儿却感到扬眉吐气，支队也打出了声威，老百姓对他们更是热情，不少隐蔽起来的干部闻讯也纷纷归队。打这以后，支队虽然与敌地方保安队遭遇过几次，但敌人一打就垮。往西走了二三天时间，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听老百姓说前面村里也住有红军，许子威马上派程鹏去联系，果然是李先念司令员率领的北路军左翼主力。8月5日，陕南独立游击支队就与主力部队会合了。
干部旅分散游击后的另一支力量较强的游击队是由任子衡、白相国和徐达三带领的游击大队，共有200多人枪，其中有一个50多人的手枪队和两个警卫班，武器装备都很强。为了能够在陕南站稳脚跟，不被敌人吃掉，大队长任子衡决定首先抓武装和休整队伍。于是，他们晚上钻到深山沟里休息，白天就派出小分队到各个路口收容掉队与分散隐蔽的人员。他们很快就与周季方带领的一个游击小组以及三五九旅中与主力失去联系的一个连会合，游击大队发展到400多人。7月30日左右，任子衡率部在山阳一带活动，在龙山的一个几户人家的山沟休息时，遇到在此养病的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同志。当大家得知主力部队正准备在陕南分散游击，开辟根据地时，都高兴极了。他们按照郑位三政委提供的地点，于8月初在留仙坪（今属丹凤县）找到了李先念司令员。
孙石与罗孟刚带领豫南的一批干部冲出来后，白天隐蔽在山林里休息，晚上摸着崎岖的山路行军。走了两天，与姜明斋带的游击小组相遇，经过合编组成了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孙石负责。他们昼夜行军，走了七八天路程，于8月3日来到山阳县的中村，与在这一带分散游击、建立政权的方正平部汇合。此外，还有一些游击小组相继与陕南地下党及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陆续回到主力部队的怀抱。
李先念司令员得知干部旅的许多同志归队后非常高兴，8月初的一天，他来到离留仙坪不远的一个村子看望归队的部分干部旅的同志，他一面与大家握手，一面说：“好！好！你们来得好！中央已指示我们在陕南创建根据地，正需要你们啦！好好休息，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重新回到主力部队的怀抱，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他们纷纷向李先念司令员要求，到最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创建豫陕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至此，中原军区干部旅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开始了新的战斗。
三
中原军区干部旅与北路其他兄弟部队一样，是一支英勇顽强的部队，是西进路上的一支劲旅。干部旅在应山吴家大店组建完毕时，共计3800余人。北路军分兵左右两翼部队行动时，警卫团二营300人转入左翼部队，在长沟口分散游击后，陕南独立游击支队和其他游击队、游击小组共保存了1000余人，随三五九旅上延安的有五六百人，转移到其他解放区的有三四百人，干部旅三分之二的力量保存了下来。他们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以及在其它战场的对敌斗争中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在陕南归队的千余名干部旅的同志，经过几天的休整，一部分勤杂警卫人员被充实到战斗部队，大部分干部奉命分散到陕南和豫西各县，开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锻炼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具有丰富的地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大家一到各个工作地区，就与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动员和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政权和地方武装，为开创豫部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豫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中许多领导职务都是由干部旅的同志担当的。周季方被任命为边区党委秘书长，陈守一任命为边区行署秘书长。韩东山、张旺午、余益庵、孙石、吴皓、潘哲夫、许子威等人均担任了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的领导职务。李建安、曹志坚、邹亚龙、鲁持久、刘英才、邵耀华、张子明、李岩性、宋孟邻、周映渠、文范、姜明斋、鲁孚若、罗孟刚、曾焜、白相国、张进先，潘友謌、祝铭等几十名同志担任了县区级领导职务。干部旅所保存下来的成员，成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骨干。
在创建地方政权工作中，干部旅的同志更是发挥了优势，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立足，创造了很好的政权建设经验。在第三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宋孟邻等，积极发动群众，在银花、中村建立基层政权，仅4天时间就建立了百余人的地方武装。他们还注意做好统战工作，吸收旧政权中的一部分人员返回参加新政权工作。8月21日，中央指示要速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的经验通各部照办，“愈快愈好”，并将此经验通报鄂西北地区。四分区的卢嵩县是一个干部旅同志比较集中的地方，仅县团级干部就有20多人，因此，很快建立了8个区的基层政权。刚开始，由于新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还没有建立起来，筹粮筹款非常困难，县委书记鲁特久带领县里的干部亲自下去做统战工作。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曹靖华的父亲曹培元在当地很有影响，鲁持久觉得动员他出面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决定委托县长黄涛若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去登门拜访。后曹培元老先生多次出面召开开明士绅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这样，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不长时间，全县共筹粮300多万斤，及时解决了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吃饭困难。
干部旅的同志在豫鄂陕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主力北渡黄河后留在陕南坚持斗争的豫陕工委和豫陕游击支队，在罗孟刚、祝铭同志的带领下，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先后转战在商南、洛南、卢氏等地区，成为主力北渡后我党我军在敌后坚持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三五九旅继续西进的中原军区警卫和干部团的部分同志，于8月2日进驻刚解放的镇安县城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大部分干部都被编到三五九旅，加强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这部分同志随三五九旅一起，在王震副司令员的率领下，冲破重重难关，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还有一疏散转移的干部，在陕南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化装成农民、商人、挑夫、教员、乞丐以及国民党军官、职员，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经历了千辛万苦转移到其他解放区。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到了华东、华北解放区，有的返回中原解放区，找到了留下坚持的部队，有的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隐蔽，相机回到了部队。王景瑞同志从陕南返回确山后，将掉队人员和其他返回人员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斗争一年多时间，最后与南下大军汇合。
中原军区干部旅在中原突围这部威武雄壮的交响曲中，奏出了极其悲壮的乐章。它在胜利地完成战略转移的同时，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与毛楚雄在赴西安谈判途中被敌杀害。政委张成台、中原军区供给部部长吴先元、中原局组织部干事李其祥等一行五人，在陕南化装转移途中遇难。还有周映渠等一批老同志，在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转战中英勇献身。曹志坚、杨森等同志被俘后，面对敌人的严刑和利诱，坚贞不屈，在敌集中营继续坚持斗争，最后惨遭杀害。今天，当我们记述干部旅这一段艰难的战斗历程时，更加缅怀这些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先烈。 (张小纯执笔，原标题为《西进路上的干部旅，原载李少瑜、李文实主编《 西征——中原军区部队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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